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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 济南 被无罪释放7个月后 济南地产商被扣的财物为何难返还?

调查 | 济南 被无罪释放7个月后 济南地产商被扣的财物为何难返还?

加拿大中国经济周刊 提交于 周二, 04/30/2019 - 17:29

 

“国家赔偿”与“返还被扣押财物”被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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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去自由的7年多时间里,刁继龙不仅财产被扣押,其曾参与开发的奥体西苑项目1-2#地块如今也已由其他公司开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陈惟杉 摄)

济南地产商刁继龙被无罪释放至今已7个月,但其被扣押财物返还一事却陷入僵局。

刁继龙案发2011年,当年7月,他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此后7年多的时间里,他两次被济南中院判处无期徒刑,山东高院先后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为由,两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济南中院重审。

2018年9月,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刁继龙不起诉,原因是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下称“历下区分局”)认定的犯罪证据不足。(编者注:相关案情详见《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12月17日报道《济南地产商七年洗冤录》)

“国家赔偿”与“返还被扣押财物”被混为一谈?

“关于财产返还一事,几个月来历下区分局与检察院之间一直在踢皮球。”2018年11月,刁继龙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刁继龙告诉记者,在被无罪释放后的第二天,他便前往历下区分局要求返还被扣押的财物。

据他当时介绍,他多次联系历下区分局经侦支队相关负责人,对方称需要检察院出具通知才能返还扣押清单中的财产。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方面则称,相关办案人员已经借调至最高检,需要等他回来才能开展相关工作。

历下区分局经侦支队负责人也曾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正常程序应为公安机关将扣押的财产移送至检察院、法院,但公安机关被要求代管,“现在需要检察院给出文书,我们该怎么解决再怎么解决。”

济南中院2013年11月作出的判决显示,案发后,扣押、冻结财物价值超过777万元,其中包括超过170万元现金、8辆汽车、一宗办公用品、一只手表等。

《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若干规定》明确提出,对于刑事案件依法撤销、行政案件因违法事实不能成立而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除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规定另行处理的以外,公安机关应当解除对涉案财物采取的相关措施并返还当事人。

如今距离被无罪释放已8个月,刁继龙被扣押的财物是否被返还?

据刁继龙介绍,2018年12月24日,历下区分局已将所扣押的公司证件、印章、账目和银行卡返还给自己,但并未返还所扣押的车辆、房屋及家具等财物。

2018年12月26日,刁继龙向历下区分局递交《关于返还被扣押车辆、房产、家具等财物的申请》,所列财物包括8辆车、两套房产与若干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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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下区分局向刁继龙发出“国家赔偿申请补正通知书”,要求他提供与被扣押财物的所有权关系证明等多项材料。

刁继龙告诉记者,之后,历下区分局要求他以国家赔偿的名义提出申请,“我曾提出异议,认为返还被扣押财物与国家赔偿是两个概念,但对方称:‘不管怎样都要按国家赔偿来进行,如果不配合那这事无法办理’,我就按照要求再次提出申请。”

2019年1月16日,历下区分局向刁继龙发出“国家赔偿申请补正通知书”,要求他补正多项材料,如被扣押财物当时的来源证明(包括购买时的发票、购买时的资金银行流水凭证)、能够证明当时刁继龙与被扣押财物的所有权关系证明等等。

“这不就是‘奇葩证明’吗?”刁继龙认为,“当年扣押了我的财物,返还时为何还要证明这些财物是我的?如果这些财物不是我的,当年为何要扣押?”

而今年3月1日,历下区分局向刁继龙发出“国家赔偿中止审查通知书”称,山东高院已于2019年1月9日先于历下区分局受理了刁继龙基于同一事实提出的赔偿请求,历下区分局应当根据山东高院作出具体决定后继续进行审查。

“这是偷换概念,返还被扣押财物是返还被扣押财物,国家赔偿是国家赔偿。”刁继龙认为,自己确于今年年初向山东高院申请国家赔偿,但这与返还被扣押财物不能混为一谈。

车辆、房产该怎么还?

对于刁继龙被扣押财物的返还情况,4月4日,历下区分局宣传部门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返还财产事宜正在按照国家赔偿的相关法律走程序,返还已经在进行。

“被扣押后不会有折损的财物均已返还,如现金等,有损耗的财物需要走国家赔偿的程序。”该工作人员表示,“扣押的车辆一直在我们这里,不是我们不返还给他,而是刁继龙认为车辆有损耗,要走国家赔偿的手续,申请原车价值的赔偿。”

“被扣押的车辆一直在被违法使用,车已经被开烂了,我凭什么要这些旧车?对方提出给车辆折价,我也表示认同,但对方随后又变卦称没钱。”刁继龙称,“我怎么能向公安机关提国家赔偿,国家赔偿应该向法院要,而不是向公安机关要。”

在2018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刁继龙称,有办案人员将其车辆扣押后,个人长期使用多部车辆达4年多,仅在济南市区的治安卡口上就显示了百余次。他曾就此向办案单位提出疑问,对方称这是因将被扣车辆开往拍卖行造成的。

除车辆外,刁继龙要求返还的另一项重要财物是两套房产。

刁继龙介绍,自己位于济南海尔绿城的两套房产被查封后,历下区分局曾将两套房屋超过150万元的首付款从开发商处拿走,“历下区分局提出将这150多万元返还给我,但我提出应返还房产原物并恢复被扣押时的权利状态。”

记者在刁继龙提供的一份《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上看到,历下区分局确曾扣押超150万元现金,注明“此为刁继龙盗用李孝芳名义实所支付的房款”,并盖有济南海尔绿城置业有限公司公章,落款时间为2012年12月6日。

刁继龙认为,自己当时正按期向银行偿还两套房屋的贷款,公安机关不应从开发商处拿走首付款,“现在应该把钱原路退回去,对方也答应与开发商协商,但至今没有结果。”

对于刁继龙提出的被扣押的房产、家具等财物的返还情况,上述历下区分局工作人员称,其实很多细节与他说的完全不一致,但这是公检法三家的事,公安机关单方面不便对外发布信息、接受采访,“一些具体细节的发布可以再等一等。”

年初申请国家赔偿超5亿元

除了向历下区公安局要求返还被扣押财物,今年1月3日,刁继龙不服济南中院此前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向山东高院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2018年12月,济南中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书,明确了济南中院为赔偿义务机关,并赔偿刁继龙被侵犯人身自由2625天的赔偿金747442.5元,支付刁继龙精神损害抚慰金26.1万元。两项合计近101万元。

但刁继龙认为,漫长的刑事诉讼程序不仅侵犯了赔偿申请人的人身自由权,更严重的是对赔偿请求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影响,济南中院仅按照人身自由赔偿金的35%确定精神抚慰金显然过低,难以抚慰受到多年牢狱之冤的赔偿请求人。

他同时认为,赔偿请求人被羁押前从事房地产开发行业,系山东楷康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7年的羁押给赔偿请求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其大量财产被查封、冻结、扣押,造成包括车辆在内的财产贬值损失、公司营业预期收益损失等。

刁继龙于2019年初向山东高院申请国家赔偿,金额合计超5.7亿元。1月9日,山东高院决定受理刁继龙的国家赔偿申请,尚未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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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陈惟杉 | 北京报道

责编:陈栋栋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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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  本周关注

2019-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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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 济南,地产商七年洗冤录。

 

今年9月12日,济南地产商刁继龙被无罪释放,这距离他在2011年7月7日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已过去7年多。

其间,2013年11月、2016年2月,济南市中院两次判处刁继龙无期徒刑;2014年12月、2017年9月,山东省高院先后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为由,两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济南市中院重审。

7年时间、两次被判无期、两次被省高院发回重审,重获自由的刁继龙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感慨:“我的案子有那么复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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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体西苑项目1-2# 地块现状(《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陈惟杉 摄)

 

“检察院不捕你,但我们不放你”

2011年7月6日,正在济南市历下区舜耕山庄组织公司人员开会的山东楷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楷康公司”)总经理刁继龙被警方带走,原因是涉嫌合同诈骗。

事起刁继龙被捕的3个多月前。

2011年3月15日,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下称“历下区分局”)经侦大队接到张华报案称,山东明洋投资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进于2010年9月、11月,先后两次利用签订借款合同诈骗她共计795.48万元,至今没有归还。

5月11日,历下区分局立案侦查董进合同诈骗案。

刁继龙为何会卷入董进合同诈骗案?历下区分局经侦大队经调查认为,其与董进利用虚假的担保,虚构收购事实,签订借款合同后拒不归还。

一份盖有历下区分局经侦大队公章的“发破案经过”文件称,董进以刁继龙的楷康公司开发的“凤还阁院”商品房项目做抵押担保,与张华签订借款合同,“但该商品房并未取得土地,没有任何手续,房子根本不存在,该合同的担保是虚假的。”而刁继龙分得795.48万元中的319万元。

2011年7月7日,刁继龙被拘留。一个月后,历下区分局向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刁继龙。

但在当年8月13日,历下区人民检察院做出不予逮捕决定书,称“犯罪嫌疑人刁继龙犯罪的事实不清”。因检察院不予批捕,同日,历下区分局向济南市看守所发出释放通知书。

但刁继龙并未因此重获自由。他回忆,当时有历下区分局办案人员对他说:“老刁,检察院不捕你,但我们不放你。”

在历下区人民检察院做出不予逮捕决定书的前两日,即8月11日,山东省中医院职工蔡爱华等人到历下区分局经侦大队报案称,楷康公司在没有取得房屋销售许可证的情况下,以返本销售房屋的形式,面向社会不特定人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000余万元。所谓“房屋”即指“凤还阁院”商品房项目。

2011年8月12日,历下区分局对楷康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历下区人民检察院做出不予批捕决定、历下区分局向济南市看守所发出释放通知书的当天,刁继龙再次被拘留。

刁继龙回忆,自己从看守所出来后,“坐着警车在街上转了一圈后又被带回了看守所”。

有购房者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其在2009年济南秋季房展会上看到“凤还阁院”项目广告,均价为每平方米7000多元,并在2009年年底、2010年年初时缴纳30万元预付款,“当时知道项目的土地使用证没有办下来。”

据这位购房者回忆,2011年“五一”前,自己听说项目用地可能出现问题,到楷康公司询问时,对方还给出了退还预付款的选项,“五一”后他才得知刁继龙被抓。“报案时历下区分局经侦支队很热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很多购房者连夜做笔录,因为当时得到消息说检察院可能要把他无罪释放,我们以为他是诈骗后要跑。”

2011年9月13日,历下区分局以刁继龙涉嫌合同诈骗、集资诈骗再次向历下区人民检察院提请批捕,查明的犯罪事实中除楷康公司“公开向社会出售实际并不存在的‘凤还阁院’楼盘房屋”外,还包括其与董进预谋骗取张华资金等。

此后,历下区分局多次以“案情复杂”为由,提请批准延长刁继龙羁押期限。

 

两次被判无期,省高院两次发回重审

2012年10月15日,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刁继龙犯合同诈骗罪,向济南中院提起公诉。

济南中院认为,刁继龙合同诈骗的事实包括两起:一是公开向社会出售实际并不存在的“凤还阁院”楼盘,以签订购房意向书并缴纳预付款的方式骗取94名被害人的购房款近3000万元;二是其与董进合谋,以后者在楷康公司“开发”的“凤还阁院”楼盘中拥有房产作担保骗取张华资金。

2013年11月7日,济南中院判处刁继龙无期徒刑。宣判后,刁继龙不服,上诉至山东高院。

2014年12月24日,山东高院做出裁定,认为“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发回济南中院重审。

2016年2月1日,济南中院维持原判。刁继龙再次提出上诉。

2017年9月22日,山东高院做出终审裁定,济南中院此前的判决再次被撤销,案件被发回重审。

山东高院认为,原审法院在重新审判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未保障上诉人刁继龙申请证人陈勇出庭作证等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

陈勇是谁?其未能出庭作证为何可能影响公正审判?

陈勇,2009年时系济南市历下区燕山工业小区开发建设总公司(下称“燕山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楷康公司正是与燕山公司合作开发位于奥体西苑项目1-2#地块内的项目,即楷康公司对外宣称的“凤还阁院”楼盘。

两家公司签订的《奥体西苑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下称“合作协议”)显示,燕山公司承诺经招拍挂取得奥体西苑土地使用权后,将合作项目用地独立出来办理单独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承诺于2009年10月15日前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刁继龙在几次庭审中均称,“凤还阁院”项目是真实存在的,因燕山公司违约,才无法实际履行,他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但济南中院此前两次均采信燕山公司计划科科长昝戈的证言:2009年8月,燕山公司与楷康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只是一个意向书,因为当时土地还没有招拍挂,即使参加竞标,也不一定就能拿到土地。“不清楚楷康公司已开始对外销售房屋,也没听说过‘凤还阁院’楼盘。”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看到陈勇写于2016年8月5日的一份“证明材料”,其中所述内容与此前济南中院予以采信的昝戈证言完全相悖。

陈勇称合作协议并非草签意向,而且根据合作协议约定,燕山公司必须拿到项目土地,而非“不一定拿到项目用地”,这是由燕山公司作为政府土地熟化平台的性质所决定的。他还表示,楷康公司“在未办理土地使用权时先采取‘让利认购’是通用正常的商业行为,是燕山公司认可的”。

案件于2017年9月22日第二次被发回济南中院重审,在因需要补充侦查两次建议延期审理本案后,济南市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9月10日做出不起诉决定,给出的理由是:“本院认为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认定的犯罪证据不足:现有证据证实刁继龙具有非法占有涉案资金主观故意的证据不足,致使本案证据未能达到确实充分,不符合起诉条件。”

2018年9月12日,济南市看守所释放刁继龙,而释放证明书中原因一栏的表述为“其他”。

时隔7年多,刁继龙重获自由。

 

冤案7年难平反因涉“官贷”?

从刁继龙被批捕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几乎在历下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次对刁继龙涉嫌合同诈骗案决定不予批捕的同时,历下区分局便对楷康公司另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并对刁继龙进行拘留。

在被羁押的7年多里,刁继龙写下多份“申冤书”。他在2018年3月致山东省监察委领导的申冤书中称,自己是历下区分局从事高利贷经营行为的受害者。

刁继龙为何认为自己卷入的民间借贷事涉历下区分局?

2013年11月的济南中院判决书称,2010年7月,董进与齐贵舟相识后,得知齐贵舟受张华委托进行资金投资。为满足齐贵舟提出的借款需提供担保的要求,董进与刁继龙合谋以董进在“凤还阁院”楼盘中的房产作担保骗取资金。当年9月、11月,董进先后骗得张华658万元、137.48万元,合计795.48万元。(编者注:董进先后以月息6%借款700万元、140万元,在扣除“砍头息”后实际到手658万元、137.48万元)董进分得476.48万元,刁继龙分得319万元。

齐贵舟是张华的亲家,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历下区分局民警。

刁继龙称,319万元是自己从董进处借得,“为期3个月,月息13.2%(42万元)。事先并不清楚董进的资金来源。”换句话说,刁继龙认为董进是借款主体,自己只是向董进借款,并称董进给齐贵舟讲的拥有楷康公司房产一事是其个人编造。

刁继龙说,自己已于2010年10月、11月分三次向董进支付利息,并在借款到期后得知董进的资金来源,在2010年12月到2011年3月间付清319万元本金。

在刁继龙提供给《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一份书面自述材料中,称自己在2011年7月5日,即被刑事拘留前便被非法拘禁,其间,齐贵舟曾对他讲,董进没有钱了,让我替他还上就放我。“他们折磨了我一夜,我真的承受不住了,没有办法,不该我还的钱我也只有答应替董进还了。” 刁继龙称,他迫于压力又替董进承担债务339万元。

按照刁继龙的说法,他已经偿还张华658万元。判决书也显示:借款到期后,刁继龙、董进拒不归还借款,张华向公安机关报案,刁继龙归还给张华658万元,张华实际损失53.48万元。

张华放款的月息为6%,已属于高利贷。而既是张华亲家,又是历下区分局民警的齐贵舟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注意到,2010年6月,齐贵舟为负责人的济南市新大洲贸易中心解放路分中心(甲方,下称“解放路分中心”)与张华(乙方)达成一份“合作协议”,乙方委托甲方办理经济贸易合作服务事项,并规定甲方所选择的合作伙伴或者合作项目与乙方签订正式合同并履行结束后,乙方应当向甲方缴纳一定的经济贸易咨询费用,为合同总额的百分之二。

那么,齐贵舟担任负责人的解放路分中心又是一家怎样的机构?营业执照显示,其地址位于历下区分局院内,一般经营项目中包括“经济贸易咨询”。

记者在一份“营业单位开业登记申请书”上看到,解放路分中心的隶属单位为“济南市新大洲贸易中心”,而后者的主管部门(出资人)是济南市公安局。

刁继龙称,董进名义上向张华借款,齐贵舟是借贷中间人,但实际上齐贵舟才是资金经手者,张华只是个幌子,真正的资金来源是历下区分局公款,在放出的款收不回来后,历下区分局实质上是在为自己追债。他甚至猜测称,历下区分局希望拿他的钱去补无法收回的贷款的窟窿。

历下区分局宣传部门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证实齐贵舟确实曾是历下区分局民警,但否认历下区分局曾参与放贷。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试图联系齐贵舟、张华,但截至发稿,对方并未接听电话。

 

“2000万元资产失踪”是否是造谣?

2018年9月,被无罪释放后的第二天,刁继龙便前往历下区分局要求返回其被扣押的财产。

刁继龙介绍,他曾多次联系历下区分局经侦支队相关负责人,对方称需要检察院出具通知才能返还扣押清单中现有的财产。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方面则称,相关办案人员已经借调至最高检,需要等他回来才能开展相关工作。

历下区分局经侦支队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正常程序应为公安机关将扣押的财产移送至检察院、法院,但对方要求公安机关代管,“现在需要检察院给出文书,我们该怎么解决再怎么解决。”

“关于财产返还一事,几个月来历下区分局与检察院之间一直在踢皮球。”刁继龙说。

2013年11月济南中院的判决书显示,案发后,扣押、冻结刁继龙的财物价值超过777万元,其中包括超过170万元现金、8辆汽车、一宗办公用品、一块手表等。

但刁继龙认为,除去扣押清单中的财产,他还有大量财物不知去向。

刁继龙称,其位于佛山公园附近的皇冠山庄住宅中的贵重财物被洗劫一空,在他开列的一份“丢失的财产的部分清单”中,包括徐悲鸿画的马一幅、宋代瓷瓶一个、现金40余万元等在内的古玩、字画、现金,总价值超过2000万元。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看到的一份“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皇冠山庄)”显示,被扣押的物品共14件,主要为电视机、微波炉、写字台、沙发等电器、家具。其中并没有刁继龙所称的古玩、字画、现金等物品。

对于是否有被扣押财产并未出现在扣押清单中的问题,上述历下区分局经侦支队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回应说:“这是造谣,扣押时都有见证人签字。”

双方各执一词。

此外,刁继龙还称扣押财产被违法处置,有办案人员将其车辆扣押后,个人长期使用多部车辆达4年多,仅在济南市区的治安卡口上就显示了百余次。刁继龙曾就此向办案单位提出疑问,对方称这是因将被扣车辆开往拍卖行造成的。

除去要求办案单位归还被扣押的资产,刁继龙也要求获得国家赔偿。

10月9日,济南中院受理刁继龙国家赔偿申请。12月5日,济南中院做出国家赔偿决定,自2011年7月7日被刑事拘留至2018年9月12日被释放,共计被羁押2625天的刁继龙获赔偿金747442.5元,另获精神损害抚慰金261000元,两者相加约101万元。

而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的多位“凤还阁院”购房者均表示,多年来由于案件始终未能结案,当年缴纳的预付款至今也没有被返还。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陈惟杉 | 济南报道

责编:周琦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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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  本周关注

2018-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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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I   本刊济南纪行: 山东儒商大会外,透过细节,还能照见什么?

 

2018年927日,我参加儒商大会前期的烟台市委市府在济南的双招双引会,意外地开始了在济南的感慨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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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媒体和坊间,对山东的失望和无奈流传颇广,对省委省府的振兴计划,也非一致看好。结合我对山东的了解,来济前,我是有心理准备的。

在预订的香格里拉酒店,因儒商大会的工作量大,我的房间开房延迟了,又因我引进的一个外资项目遇到似是而非的障碍,心情不是很好。办入住时,就随口跟两位服务员抱怨了几句。两人连连道歉。虽然延迟的责任与他俩无关,但我明显感觉到了两人的歉意不是程式化的,是满满的真诚,和对酒店的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让我很感动。现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少有这种责任感了。还送了几项服务免单,反倒让我不好意思了。

后来这两个年青人又帮我服务过,真的很棒很周到,我特意问了两人的名字,想在预订平台上表扬他们。我相信这样的年青人会被酒店和来宾认可,相信有责任感的人会更快进步。

这样的年轻人,在这里到处可以遇到。我退房时赶时间,忘了订车,礼宾部一姑娘用自己的手机,在最短的时间内,帮我叫来了首汽约车,上车后才知道,姑娘连车费都帮我付了。

来济的第一站,我感受到了真诚周到,不是培训出来的程式化的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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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被他们感动了,本该2816点整发车的G1849,晚点了。当我16:05不抱希望地赶到车站二层,正赶上开始检票。高铁,被我追上了。

能追上高铁,除了应感谢帮我约车的小姑娘,还要感谢首汽约车的司机先生,他调整了两次行车路线,还教我下车后怎样抄近路进站。他的车号是鲁AS1C29,我不知道怎么转达谢意。

 

真诚周到的细节,在这个山东的省会城市,好像随处可以遇到:

可能职业习惯,每次出差,都会多坐公交,尽量多感受些当地的市民生态。这次也一样,顺便再去山东商务厅办件事。

在山东商务厅外贸处,临时代班的小鲍,是个同样真诚周到的姑娘。有个具体的政策她不是很清楚,为了不耽误我的时间,她留下我的联系方式,跟相关处室反复确认清楚后,又在电话上给我做了详细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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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等K39路公交车回酒店,发现没零钱了。就到东八里洼公交站旁唯一的一个便利店换点零钱。本想按以往经验,随便买点儿什么,零钱就换开了。否则,老板大多是不高兴的。但我临时又想试试不买东西,直接换钱。没想到老板很痛快就换了,甚至还有些歉意地解释:“我就几个一块的硬币了,给您纸币吧。”

在回程的公交车上,一位靠窗的乘客到站下车了,空出的座位暴晒在午后的阳光下。旁边靠过道座位上,是位正在看手机的白皙小姑娘,没想到的是,她见我站在旁边,就非常自然地移进窗旁晒着的座位,并示意我坐她原来的座位。我真的很感动,忙说“谢谢”。我知道现在的女孩儿都怕晒,也知道阳光下看手机,眼睛会很难受。她只是很自然地回一句:“没事儿”,继续看手机。一瞬间,那种久违的温暖,碰着我了。

······ 平凡如你我,茫茫人海间,琐碎细微处,不经意间,总有相同的温暖幸福感,自心底升腾,弥漫久远。心中有花,花自分外灿烂。

 

写到这些细节,真的有一种幸福感。

1978年的九月底,我在济南短住过10多天,后来多次回国出差时路过,但没能停留。有时想起来,挺想再看看济南。

整整四十年后再访济南,虽短暂,这个山东的省会,没让我失望。

人们常说,“细节里有魔鬼”、“细节决定成败”。我真切的感到,这些“真诚周到”的细节,是济南人的真情流露,是他们自然而然的生活状态,是发自心底的善良。如果追根溯源,是儒家文化的千年积淀,是儒家主旨:“仁者,爱人”的日常。与这样的人在一起,人,会很舒畅。在这样的环境里营商,心,会很敞亮。

我觉得,儒商大会,是一个极好的焦点,会聚焦世界的目光,展现山东人的真诚周到。

我相信,山东,充满希望。

 

《加拿大中国经济周刊》   鲁兴  2018-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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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  本周关注

2018-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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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I   吴永正:我要搞清吴英到底有多少资产。

 

11月25日,吴英代理人蔺文财在网上发布一封申诉书,认为法院在审理吴英案时,规避了吴英名下本色集团与债权人之间的联营关系。其申诉书请求查明当事人之间“松散型”联营和单位行为后,撤销此前刑事判决,依法改判吴英无罪。蔺文财的公开申诉发布后,引发了吴英最大债权人林卫平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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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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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

 

吴英案又起波澜。

11月25日,吴英代理人蔺文财在网上发布一封申诉书,认为法院在审理吴英案时,规避了吴英名下本色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本色集团)与债权人之间的联营关系。其申诉书请求查明当事人之间“松散型”联营和单位行为后,撤销此前刑事判决,依法改判吴英无罪。

蔺文财的公开申诉发布后,引发了吴英最大债权人林卫平的抗议。

2007年2月7日,吴英在北京被来自浙江省东阳市的公安带走,同年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逮捕,此后两次以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一审二审法院认为,吴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其巨额负债和大量虚假注册公司、成立后大都未实际经营等真相,虚构资金用途,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余元, 实际骗取3.8亿余元,并将巨额赃款随意处置和肆意挥霍等,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罪行极其严重。

2012年,最高院未核准死刑,最终改判为死缓。案件一度成为舆论焦点,引来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最大债权人曾签订债转股协议?

蔺文财在申诉书中称,吴英与债权人存在“松散型”联营。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吴英以本色集团名义向债权人发出合伙投资要约邀请,债权人接受要约邀请后,交款借款时,有些已注明合伙投资的具体数额、时间长短、利润分配百分比额度等。”

申诉书称,吴英以本色集团名义投资项目时,带着债权人进行了项目考察,债权人作出明确表示后才投资。

“最大债权人林卫平已经与本色集团签订了债转股协议,确定了双方的联营关系。”蔺文财认为,把林卫平与本色集团之间的多次大额资金流动,简单认定为借款,“很不符合常理”。

蔺文财还要求区分吴英及本色集团两者的角色。住宅和商铺等资产至今“尚未依法处理,但能够证明房屋财产所有权人是本色集团法人单位,而不能归本色集团的法定代表人、自然人吴英个人所有”。申诉书强调,吴英案中的实际行为主体,是本色集团而非吴英本人。

此外,蔺文财称,金华市中院“没有认真查明东阳警方扣押财产所有权归属”,导致吴英欠款3.8亿元无力偿还,本色集团被扣押的数亿元财产难于处置。

他在申诉书中说,本色集团与债权人考察项目后,购买了共计36780.95㎡的房产(其中住宅总面积18323.95㎡,商铺总面积18457.00㎡),作为本色集团存储房经营,计划低价买入、高价卖出,获得利润后共同受益。“东阳警方查封扣押了本色集团财产后,金华市检察院没有对本色集团提起公诉”,导致东阳警方未随卷移送被查封扣押的本色集团财产,造成金华市中院无法认定本色集团持有数亿元财产,仅认定吴英欠款3.8亿元无力偿还,却未说明这3.8亿元用于购买了房产等客观事实。

 

林卫平否认吴英“不存在诈骗”一说

针对蔺文财的网上申诉,吴英最大债权人林卫平公开回应,表示要澄清三点:“一、我占吴英案80%多的债权,当初没有一分钱与吴英及本色集团有过联营的意向。二、考察过的唯一项目——湖北荆门地产项目仅仅投入了1600余万元,占总额4.7亿元的4%左右。三、文章所说的‘债转股’,是2007年2月7日吴英被抓后,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2月9日我去公司召开中层以上班子会议,决定由我担任执行董事而已!”

吴英的父亲吴永正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林卫平担任执行董事时,并不知道吴英已经被公安机关带走,“当时包括林卫平和我,大家都以为吴英又被绑架了,因为此前的2006年12月就发生过一次绑架。”

吴英案发之前,专做“资金生意”的林卫平信誉良好,义乌老板们都将闲钱放到他那里去放贷。他前后借给吴英近4.3亿元,最终没追回的有3.2亿元,占吴英3.8亿元总债务的绝大部分。作为资金“掮客”,林卫平的“上线”债权人又有五六十人。吴英案发后,林卫平也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捕入狱,直至2011年获得假释。

2012年,吴英的辩护律师杨照东曾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从2007年10月份介入这个案子,历时近5年时间,经历过一审二审,翻阅所有的卷宗,至今为止(2012年)没有听到过这11个债权人(编者注:吴英的11个直接债权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认为吴英是在诈骗他。”

杨照东曾经到监狱里见过林卫平,“林卫平跟我讲,吴英就是和他在做生意,生意亏本了还不上钱,他从来不认为吴英是在骗他。”

但在2018年11月28日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林卫平否认了吴英“不存在诈骗”一说,并明确表示吴英案的判决结果是公平公正的。“即使吴英购置了很多房产,但其价值远远不够偿还债务。而且她把钱用在哪里,也没有跟我说清楚过。”

吴永正则认为,林卫平的这种言论是不负责的。

 

资产处置的分歧

在吴英案发近12年后,林卫平与吴英方面的主要交织点在于资产处置。

2012年浙江省高院对吴英案作出终审判决后,其名下资产至今未能完成处置,吴英从狱中寄出的书信多次要求处置资产并偿还债务。

接近林卫平与吴家的人士普遍认为,推动吴英资产处置是他们的共同愿望,但出发点不同。

吴永正说:“还债是我们的共同目的,但我还有另一个目的是林卫平没有的——我要通过处置,搞清楚吴英名下资产到底值多少钱。如果吴英的资产大于债务,那她集资诈骗的罪名还成立吗?但林卫平只想清偿债务,能拿一点算一点。”

林卫平的目的也得到很多人理解,毕竟他自己的“上线”债权人还有不少。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目前根本无力偿还自己的债务。

一位接近林卫平的人士描述,这位曾经的资金“掮客”,出狱后完全失去了往日风光,甚至有时与人交谈都显得唯唯诺诺。

正因为如此,林卫平对于资产处置的态度是务实的。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目前自己对于政府主导的资产处置很满意,“不久前还有房子被拍卖掉了”。

林卫平认为,真正妨碍资产处置的人是吴永正。

这或许是缘于吴永正对资产处置提出的两个前提。

 

吴永正所坚持的“程序正义”

吴永正提出的第一个前提,是东阳公安要把他们扣押的本色集团账本还回来。“有了账本才能列出资产清单,才能知道价值多少钱。”

事实上,东阳市政府曾对吴英名下部分资产进行过处置,吴英方面对此并不满意,认为导致其资产缩水。

吴英从狱中寄出的书信表达了对财产评估结果的不满:“这是怎样的评估……音箱,1只,30元(那可是日本东芝音箱,价格在3000元);服装,5313件,129625元(均价为24元,可是衣服的进价为200~500元不等,为什么只有24元的评估价,那可都是新衣服);鞋,62双,1240元(均价为20元,可是鞋子的进价也是200~300元不等,为什么只有20元的评估价?)……”

吴永正提出的第二个前提,是处置资产的主体必须符合法律程序。

在他看来,无论是东阳市政府还是东阳公安,都无权拍卖资产,“处置主体必须是法院。”

有长时间关注吴英案的人士认为,法院方面并不愿接手资产处置这个“烫手山芋”,而且处置这样规模的资产,需要很强的协调组织能力,政府显然在这方面能力更强。

但吴永正对于程序正义的要求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在资产处置的主体问题上坚决不让步。他多次跟记者说:“我只相信法律,如果法律不公正,吴英早就被枪毙了。”

蔺文财曾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先通过行政诉讼推动资产评估和处置,如得出资产大于债务的结论,再申请重新审判吴英案。”

吴英方面认为,东阳市政府2007年发布的《东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有关事宜的公告》指示东阳市公安局驱散本色集团员工,查封、扣押本色集团财产、营业执照及公章,既未向检察机关依法移送,又未及时返还,导致其无法参加年检而被吊销营业执照;东阳市政府以公告方式非法干预公安机关办案,东阳市公安局超越法律授权扣押本色集团财产拒不随卷移送及拒不返还其营业执照和公章行为违法,侵害其合法权益。

在这一思路下,2015年5月,吴英就相关事宜行政起诉东阳市政府,此后被金华市中院及浙江省高院两次驳回,不予立案。2016年11月22日,吴英方面向最高院递交了相关行政申请再审诉讼材料。2018年5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行政裁定书,驳回再审申请,不予立案。

这是吴永正不愿看到的结果。

尽管吴英资产已有过一些拍卖,林卫平对政府主导的处置又较为满意,但他当下也很难高兴起来。“几次拍卖之后,我确实还没收到过钱,所以也没法还钱给我的债权人。”林卫平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吴英案时间轴:

2007年2月7日

亿万富姐吴英被东阳警方控制。

2007年3月16日

吴英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逮捕。

2009年12月18日

金华市中院以集资诈骗罪一审判处吴英死刑。

2010年1月

吴英提起上诉。

2011年4月7日

浙江省高院开始二审吴英案。

2012年1月18日

浙江省高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报最高院核准。

2012年4月20日

最高院未核准吴英死刑,该案发回浙江省高院重审。

2012年5月21日

浙江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2013年11月2日

东阳市政府首度对外通报吴英案相关资产处置情况。

2014年7月11日

吴英死缓减刑案开庭,浙江省高院判决吴英由死缓减刑为无期。

2014年7月29日、30日

吴英案代理人蔺文财涉嫌诬告陷害罪,吴英父亲吴永正涉嫌诬告陷害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先后被东阳市公安局刑拘。

2014年9月4日

东阳市检察院对吴永正及蔺文财作出不批捕决定。

2018年1月26日

就吴英及其名下本色集团起诉东阳市政府一事,最高院派员到浙江省高院举行立案再审听证会。

2018年3月23日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浙江省女子监狱公开审理吴英减刑一案,并当庭作出裁定:将罪犯吴英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25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

2018年5月3日

就吴英及其名下本色集团起诉东阳市政府一事,最高人民法院下发行政裁定书,驳回再审申请。

资料来源: 公开资料整理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胡巍 | 北京报道

责编:周琦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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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  本周关注

2018-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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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I   拆掉有证的,盖起没证的

—— 吉林农安棚改强拆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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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安县古城街四期棚户区改造项目现场(《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曹煦 摄)

高楼大厦环绕,几处破旧平房格外显眼,从高处望下,就像是城市森林中的一块伤疤。

这是8月30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古城街四期棚户区改造地块看到的场景。当拆迁后新建的商品房小区已经开始出售之际,有几户人家仍然没有搬离。

举目皆是钢筋水泥,站在自己一地狼藉的房子前,昔日的四邻已成一片瓦砾,史艳军说:“把有房照(房本)的强拆了,盖了一堆没房照的。”

 

被征收户:补偿协议尚未达成,房却被拆了

2006年5月和10月,史艳军分别从个人手中购买了两处古城街地段的房产,据她介绍,两处房屋此后相继用于冷库经营。

2015年10月,农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开始对古城街四期棚户区改造区域启动征收工作。

据了解,该区域东至古城街,西至雅仕居,南至绅士花园,北至挂面厂石头道,涉及超过300户居民,史艳军的两处房产在被征收范围内。

2015年12月11日,由长春某房地产评估公司出具的《农安县房屋征收补偿分户评估报告》中,史艳军的两处房屋其中一套评估单号为225号,主房建筑面积72.46平方米;另一套评估单号为101号,主房建筑面积41.75平方米。采用市场法评估,评估单价均为每平方米2581元。

对此评估价格,史艳军不认同。此后近两年时间里,史艳军的女儿先后6次去县征收办商谈补偿事宜,始终没有达成补偿协议,主要原因是在对房产是否用于经营活动的认定上,业主和政府之间存在分歧。

史艳军称其两处房屋在2010年由住宅改为经营性保险冷冻库且依法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且有纳税记录,每处房屋年收入均在5万元以上,应按收益法评估补偿价格。《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近日在采访县征收办时,一位负责人则说:“经过核查,这两处房产没有走过字(用电),不能认定为经营用房。”

那么,市场法与收益法两种评估补偿价格的方式有哪些差异?

住建部2011年发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13条规定: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应当根据评估对象和当地房地产市场状况,对市场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等评估方法进行适用性分析后,选用其中一种或者多种方法对被征收房屋价值进行评估。

其中明确规定:被征收房屋的类似房地产有交易的,应当选用市场法评估;被征收房屋或者其类似房地产有经济收益的,应当选用收益法评估;被征收房屋是在建工程的,应当选用假设开发法评估。

史艳军说,在双方还未就补偿协议达成一致时,2017年5月,绅士花园四期项目在她的225号房屋所在地块开始施工;2017年7月,君悦华府项目在其101号房屋所在地块开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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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处看,史艳军的101号房屋(图中二层建筑)矗立在高楼的环绕中。(《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曹煦 摄)

史艳军101号房屋的邻居别顺住在这里近20年了,他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回忆称:从2016年7月起,这一片区就开始断水断电。当水电缺失、四周已被建筑工地包围时,像别顺这样的居民们开始陆续搬离,剩下的平房越来越少。

2017年9月23日下午,史艳军发现,自己编号为225的房子已是一片瓦砾。“前几天还好好的,突然就没了。”

随后,史艳军和家人第一时间报警,“警察出警后做了笔录、照了相,然后就走了,再无音讯。”她的亲属立刻又找到县征收办,工作人员的反馈是让其报警。

今年8月30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向前述农安县征收办负责人求证此事,该负责人说:“(居民)如果认为被强拆了,可以报警。”

但史艳军表示,自己曾在第一时间报警,但之后就再无音讯。

2017年底,225号房屋所在地块已建起一片新楼。

史艳军曾经的房屋所在位置,现在是绅士花园其中一栋楼的单元门。“最令我们心寒的,是至今没有达成补偿协议,也没给我家送达补偿决定,没有任何手续就被拆了。”史艳军说。

而另一处101号房屋则和旁边的几处破旧平房在一起,孤单地矗立在君悦华府小区里。

 

新建商品房:“五证”不全,办不了产权证

在这块还没有完成拆迁的土地上便开始兴建并已经销售的小区君悦华府,它的手续是否齐全?

8月30日,记者来到农安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询问君悦华府项目能否办理房产证。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君悦华府目前办不了产权证,因为还没备案,没收到这个项目的‘五证’。”

8月31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随一位买房人来到君悦华府,在销售人员的陪同下参观了几处不同户型的房子,从楼上往下看,史艳军的101号房屋和周围的几处平房十分显眼。销售人员表示,那里以后要建一个社区农贸市场,明年8月就建成了。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目前还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但销售人员说:今年年底就可以办下来房产证。

在提出买房意向后,一位销售代理公司负责人却回答称,“目前只收定金1万元,还不能收全款,想交全款也没法收。” 

一个已盖成在售的小区,缘何将全款客户拒之门外?该销售代理公司负责人解释说:“目前拿到钥匙在装修的,都是开发商的顶账房(抵债房);对外销售的,还要等手续。”

8月31日当天,《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又来到农安县国土资源局,一位副局长接待了记者,当记者询问君悦华府项目是否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时,该副局长在请示局长后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房地产开发项目的“五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中,《国有土地使用证》是前置的一道政府许可,直接关系着其他几个证件的办理。

2012年7月1日起施行的《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21条规定: 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供应土地应当符合下列要求: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没有法律经济纠纷;地块位置、使用性质、容积率等规划条件明确;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的其他基本条件。

这是否意味着君悦华府所在地块目前的状况,并不符合国土部门供应土地的条件?一位不愿具名的农安房地产行业人士对记者说:如果办了土地证,那么在没有“净地出让”的情况下是怎么办的证?如果没办土地证,开发商没有任何手续就建完楼开始卖了?“现在政府是两难,怎么都说不过去。”

据了解,君悦华府项目的开发商为吉林省鸿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此前在农安县开发过黄龙家园一期至四期项目。

据前述农安房地产行业人士介绍,在农安县,未批先建并非个案,这也导致很多楼盘办不了房产证。

 

拆迁10年未安置,补偿标准受质疑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农安采访期间发现,涉及棚改拆迁的争议并非个案。

农安县宝塔街北段西侧的拆迁户高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的房子在2008年便被拆迁,至今已有10年,仍未回迁,其间包括高峰在内的多位拆迁户数次找到开发商和农安县政府,始终未果。“我们这些拆迁户投亲靠友、租房借房安排自己的生活,居无定所,等到今天足足10年,仍然看不到希望!”

记者在这块曾经的棚户区看到,半人高的杂草遍布在早已夷为平地的现场,雨后的土路一片泥泞。环顾四周,这里已被楼房和马路包围。

而在一街之隔的马路对面,宝塔街北段东侧公安局家属楼旁的棚户区改造地块,曾经在2010年发生过100多人凌晨强拆民房事件。当年10月27日凌晨1时,开发企业联系纠集了100多名社会人员,对这里的6户平房进行强行拆迁并打伤多位居民,警方随后刑事拘留了多名违法拆迁人员。

事隔多年后,发生在农安的棚改强拆似乎并未停止。古城街2号地块的原居民李忠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2017年8月21日,包括他家在内的8户居民房屋被强行拆除。62岁的李忠军回忆说:“2017年8月17号县征收办发通知,我的房子在施工红线范围内要拆除;8月20号找我谈判没谈拢;8月21号就把房子推了。”

此后有关部门为他租了一套房屋作为过渡安置至今,关于回迁方案一直没有下文。一年多来,多次信访无望的李忠军开始自学与拆迁、征地有关的法律法规,准备走司法程序。

而最受棚户区居民争议的一个焦点是征收补偿金额。

多位古城街区域的棚改居民向记者提供的《农安县房屋征收补偿分户评估报告》均显示,其被征收房屋的评估单价为每平方米2600元左右。

而据记者在棚改区域周边的多个商品房小区走访了解,几乎所有的商品房在售房价都在3500元/平方米以上。 

2011年1月发布施行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19条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

农安县人民政府在2017年10月10日出具的一份针对某棚改居民起诉的答辩文书则称:《条例》(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19条规定中的类似房地产是指与被征收房屋类似的房地产,而非新建的商品楼,要求按照周边商品房屋确定其房屋价格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几乎所有的受访居民都对评估单价的来源和依据表示质疑。

那么,2581元是如何算出的?前述农安县征收办负责人并未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正面回应。他说,各市县根据实际情况都有不同的政策,总体都是遵循国务院590号令(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结合当地经济收入、房价、征收房屋建成时间、土地出让价格等因素制定的。

农安县棚改拆迁在当地引发诸多争议已有不短的时间。在实地采访中,有当地居民还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了一条看似与此无关的官员消息:5月8日,长春市纪委监委称,农安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李凤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多位农安官场人士对记者表示,李凤良长期分管县住建、国土等部门。

 

国务院督查直指长春棚改乱象

此前,农安县的房屋征收工作还被长春市有关机构视为起到了“榜样作用”。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检索公开资料发现,2017年3月22日,长春市征收工作领导小组一行到农安县调研征地拆迁及棚户区改造工作时,当时还在任的常务副县长李凤良表示,棚户区改造及征地拆迁拆违工作难度大、任务重,希望能与全市各县(市、区)加强交流、分享经验,共同促进本地区及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快速发展。

调研组一行则认为,农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房屋征收工作,补偿措施公开公平公正,思路清晰、程序规范,成效明显、值得推广,对全市房屋征收工作起到了榜样作用。

不过,日前,国务院第七督查组在长春市督查期间,接到群众反映称,多处棚改项目存在多年无法回迁安置、无法办理房屋产权证等问题。

据央视报道,8月底,督查组来到长春二道区东站街道的棚户区。这片早在2011年就已经被拆迁的棚户区,曾是东新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从2011年至2013年间,这里的居民与当时的长春市二道区建设局,也就是现在的区住建局,签订了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如今8年已经过去,500多户没有回迁的居民依旧无家可归。

没有回迁的居民想早日回迁,而已经回迁的居民也面临着不少问题。据央视暗访报道,督查组在长春市二道区德辉挪威小镇一期,了解到这里的几千户居民也没有房产证。这个2009年棚改回迁的小区,至今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二期工程却正在大兴土木。尽管二期工程曾先后两次被规划部门处以数百万元罚款,但违规建设并未停止。相当于房屋“准生证”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缺失,意味着房子即便建好,也无法取得房产证。

8月28日,督查组约谈了长春市以及在督查中发现棚改回迁问题的二道区、绿园区相关负责人和群众代表。就督查中发现的棚户区改造回迁的一些问题,督查组要求长春市相关部门立行立改,展开全面排查。明确将此次暗访中发现的棚改问题一督到底,要求长春市政府定期汇报工作情况。

9月5日,长春市政府召开新闻通气会。长春市副市长周贺介绍称,长春市政府已经成立了由分管副市长牵头,房地、建委、国土、信访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各相关城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参加的解决棚改问题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并责成各城区和市直相关部门第一时间组织人员,针对存在的问题全方位开展排查,制定整改措施,全力解决各项历史遗留问题。此外,长春市决定开通棚改问题投诉专线,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大接访”活动,回应百姓关切。

周贺同时表示,长春市、区两级政府将进一步加大对参与棚改项目开发企业的监管力度,督促企业履行主体责任,确保棚改问题及时解决;将拒不履行义务的开发企业列入“失信”黑名单,进行严肃处理。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曹煦|吉林长春农安报道

责编:陈惟杉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37期